不 了 / 不 掉:

誰的

 

Memory / Amnesia:

A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Hong Kong

 

  

   

Herman Yau

 

200712

(2008年12月修訂)

 

(註:本文部份內容需裝上「香港外字集」才可正確顯示)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

~ Milan Kundera, 1996 [1976]: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 米蘭.昆德拉,《笑忘書》

- - - - - - - - - - - - - - - - - - - -

 

大概是從西方啟蒙運動開始,各式各樣、各家各派的思潮學說大潮湧動;隨著理論家、思想家、學者和實踐者們在知識層面上相互生產、認證、對話、論爭、排斥和承上啟下而來的,是知識世界裡出現的林林種種學術用語、專門術語和關鍵詞。踏入 20 世紀,隨著 19 世紀末現代主義對重新創造文化的熱切追求,為了闡述和概括新的理論、新的概念,新詞和新字陸續出現。少年時聽老師說,在五四運動前後,出現了很多新詞,有些詞來自外語,如「民主」、「政治」等等;也出現了一些新字,都是一些如魯迅和胡適之等大文豪和其他社會改革者的發明。在新字當中,最為普及和深入民間的可算是劉半農發明的「她」字(參見:Lydia Liu劉禾1995: 37)。時至今日,並不太多人會知道這個為了彙對英語的「her」而出現的「她」,才蚰秅F不足一個世紀。新詞和新字的出現,大都是為了彙對外來思潮、學說和文化的需要和應用。『新名詞的出現總標誌著新的問題,標誌著新的思想、新的商榷論爭的題目,...一個話題,總是應某種「需求」而生(但不一定會滿足這個「需求」)。』(詹明信Jameson,〈台灣版序〉唐小兵譯,1989: 3

知識的生產遍佈世界各地,也因而涉及多種語文。為了共享知識,翻譯成為一個關鍵性過程。『「翻譯」一向被當作是跨語言的踐行,對一些被認為是已經存在的意義的一種透明和流暢的再現。但自八十年代開始,將翻譯只當作是不同語言間的一種互換過程,而譯者的角色完全是隱形的觀念,逐漸受到挑戰。...森古達(Sengupta)指出:...                   翻譯常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其中包括對權力關係的操弄,目的在於建構源文化(source culture)的「形象」,以保持和鞏固主導群體的霸權統識(hegemony)。』(許寶強,2002: 108, 109)非源於本土的知識概念往往會因為翻譯者的理解或引用者的應用而出現跟原意有所偏差。這種無論是因為自覺或不自覺所引至的偏差,有時是出現在譯文和原文之間;有時是因為譯文的用字在作為譯文前有其本來意義所做成;更多時候,是因為理解和詮釋所包含的政治性。就以中文裡的「民主」作為例子,劉禾在其著作《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中指出「democracy」這個詞曾經有兩個譯法:一是「德莫克拉西」一是「民主」[1];兩者共存了一些日子之後,「民主」便取代了「德莫克拉西」成為今天人們普遍地接受為等同英語「democracy」的中文關鍵詞。可是,在古典文法屬格結構的意義上,「民主」是「人民的統治者」(ruler of people參見:劉禾,1995: 36)的意思,但在現代主位取決的語意上,「民主」成為「由人民來統治」(people rule參見:同上)的意思。由此可見,翻譯是一個理解和詮釋的政治性行為,而知識的應用是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的呈現。從 Raymond Williams 自己形容為『對於一種詞匯質疑探詢的記錄』(《關鍵詞》,劉建基譯,2005: 6)的《Keywords[2]1976)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源於本土或外來的字意和詞義都會因應文化的發生發展過程而有所改變,也會因應社會情境而有著約定俗成的用法、理解和意義

上世紀九十年代,世界各地冒起了不少後殖民理論和後殖民研究,而香港就正是在那個時候,扮演著「最後的殖民地」的角色回歸中國(參考:羅永生2007: 45)。打從 1997 年主權移交以來,在香港在地的知識世界裡備受關注和應用的新詞包括了「後殖民」(postcolonial)和「去殖」(de-colonialization,也有稱作「解殖」)等;也出現了一些本來似是耳熟能詳但又包含著抽象概念的詞,如文化(culture)和身分(identity)綜合而成的「文化身分」(cultural identity)和近年備受討論的「集體回憶」(collective memory)等。這些詞都隱含了一些關乎香港和香港人切身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討論,都顯影成 ——  政治/權力、重讀/解讀、去殖/再殖(re-colonize)、官僚/民主、人文價值/商業價值等問題上的一種緊張和相互角力。這些二元對立的角力雖然具體化了抗爭者的身分定位(positioning),但有關問題卻不能簡單地定義在一個二元層面;因為在每一個歷史時刻(historical moment)當中,人們都在「記憶」和「忘記」中尋歷史、覓身分 ——  重寫歷史是為了尋找真正的過去;身分的再定義,是因為不願再做簡單的順民、不願再被殖民。

香港的「在地」(local)和香港的「在地性」(locality)是如何模樣?歷史又是如何「政治地」被翻譯(translated參考:Abbas 1997: 22)在城市文化當中(尤其是當特區政府官員也把遊行示威向外地傳媒解讀為香港文化的時候)?

 

誰的歷史

「香港是什麼?」是一個怎樣的問題?...這是一個問題還是兩個問題?...也許,我們有了第三個問題。...我們還要問的是:這些問題的「問題」在那裡?

福柯(2005 [2001,1983]: 123, 230)說:『..一個在經驗中不成問題的領域,或者一系列未被質疑即獲接受的實踐(這些領域或實踐原本是司空見慣的或是「沉默的」,且不被討論),它們如何成為一個問題,帶動討論和爭論,激發新的反應,並且在先前沉默的舉止、習慣、實踐、制度中誘發了一場危機。「問題化」的過程 ——  這意指:某些事物如何並為何成了一個問題。』又說(1985 24)『...問題化已成為關注的對象、思考的元素和仿效的素材。』

香港作為一個包含了在地居民、政制爭議、一國兩制、利益傾斜、貧富懸殊等等問題的一個城市,在文化本體上的問題是什麼?有那些『原本是司空見慣的或是「沉默的」,且不被討論』的東西,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刻當中成為了問題,且被受討論,甚至爭議?

在港英年代,香港的教育可被歸納為 Paulo Freire 參見: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2007 [1968])稱之為「灌輸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的一種,學生們(其實大部份老師也如是)最不會質疑的就是歷史,大家都以為歷史不會說謊,歷史就是「真實」的代名詞。所謂香港的歷史,就是那未被質疑即獲接受的「小漁港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的本土故事:

香港本來是一個小漁港。十九世紀初,香港島約有五千六百名居民,主要以務農和捕魚維生。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滿清政府戰敗,導致香港島和九龍界限街以南割讓給英國。1898 年,九龍半島北部及新界,先後被英國強行租借,為期 99 年。1941 12 8 日,日軍全面進侵香港,香港淪陷。1945 8 月,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結束日軍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黑暗統治。五十年代,大批華人由內地湧入香港,令本地房屋供不應求,很多人被迫居住在環境惡劣又擠迫的木屋區。1953 年聖誕,石硤尾白田村發生一場大火,一夜之間,五萬多名居民無家可歸。政府馬上在石硤尾興建八座六層高徙置大廈安置災民,為香港公共房屋發展寫下新一頁。

        這一段香港人記憶當中的本土歷史是中小學教科書的教材、是「權力」灌輸給學生們的香港歷史,也是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展品內容。Mageo 在《Cultural Memory》(2001: 3)一書中指出:『記憶中固有的意義製造過程可以透過記憶技術開拓。』而她所指的「記憶技術」包括了書寫、口述、教育和博物館等等。

香港「發達史」未完,還有半個世紀的故事:

六十年代開始,香港工業蓬勃發展,為市民提供很多就業機會,亦為香港帶來可觀經濟收益。七十年代,政府開始大力發展基建,例如興建貨櫃碼頭和發展新市鎮等,而海底隧道等大型運輸系統亦相繼落成,為香港經濟騰飛奠定穩固基礎。踏入八十年代,航運業帶動香港經濟進一步發展,1987 年香港成為全球吞吐量最大貨櫃運輸港口。九十年代,為配合赤臘角新機場興建,青馬大橋及青嶼幹線等交通網絡相繼動工。由於香港政治環境穩定,又沒有外匯管制,加上本地經濟和電訊業發展蓬勃,使香港成為亞洲經濟奇蹟、成為舉世知名的國際金融中心。199771 日,香港回歸中國,憑著香港人的機靈和不屈不撓的生命力,加上背靠祖國,成功抵禦了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也成功落實了「一國兩制」。特區政府依法治港,維護了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和原有的生活方式。人權、法治、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等,都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

        這段有關亞洲經濟奇蹟的故事是非常「官方」的表述,歷史博物館當然紀錄下來,董建華更在其特區行政長官任期內不斷重覆口述這個港英政府殖民教育所深植的本土歷史。在這種表述中,香港人 尤其是戰後的香港人   都只是經濟動物,而「發展」是香港開埠以來一直走著的道路,更是面對將來必須堅持的一條道路。這些記憶的建構,也是知識的建構;是當權者和管治機關必爭之地,因為知識可以成為具有政治實效和社會實效的工具。知識被視為「可貴」和「可利用」之處在於其「合法性」;因為『知識所指涉的是:一系列被社會中某些群體或社會人士所接受的觀念和行為;也就是附屬於他們所接受、同時認為他人也會接受為真實的觀念和行為...。知識本身是歷史地建構出來...,並不能從歷史觀點上特定形式的社會交流、傳達和組織分離出來。』(McCarthy, 1996: 6, 16, 23)因此政治和社會性的知識,是有賴公眾記憶中具權威性的故事所扶持。可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就是隱含在這種官方不斷推廣的「大論述」當中有什麼是被遺忘的,有什麼是管治者千方百計要社會忘記的;然而,更重要的,當然是當中的「為什麼」。根據 Durkheim1897轉引自McCarthy, 1996:14)的觀點,『社會生活不能以社會參與者的概念來解釋,應以使到他們逃離意識的深厚原因來解釋。』

普遍地被視為「地下」的香港樂隊「黑鳥」(Blackbird)有一首名為《南音:香港史話》[3]的歌,歌詞是這樣的:

寒風陣陣呀  星月無光  正好怡和洋行  慶祝佢百五週年 

煙花競放  太平山嗰個麥仕德臣就係當年嘅大班 

見佢聲聲似狼  響「著」賣其鴉片  搞到清朝喎哂  

好似小二可憐  剩得個林則徐  同佢鍊呀 

嗰處虎門之地  銷大煙 

你睇操場嗰面  紅火現  嗰啲道友道姑  也無言

耳畔聽得炮聲  人頭落呀  只見大清割地將條約簽

割左香港九龍強借新界囉  普羅大眾恨綿綿

以後華人與狗一樣賤呀  佢地錢財刮盡  樂趣無邊

奴化教育真陰毒  我地義憤填胸  向各位陳詞

講返清朝玩完  因革命呀  點知軍閥割據  亂江山

以為香港唔會 受戰火亂呀  點知「架」頭來犯  我地無窿「捐」

大好家園  遭焚毀囉  蟻民避亂  恨難填

三餐不繼炊糧斷囉  夫亡子散你話有誰憐

輾轉三年八個月呀  日落途窮「架」仔係咁先

以為香港會有新生活呀  點知鬼佬唔走在眼前

皆因大英帝國好唔掂呀  唯有賴死唔走刮多啲

嗰陣國內革命形勢勁呀  貪官污吏諗著玩完

多得道光當年曾割地呀  啲富豪新貴挾帶南遷

跟住紅旗插滿地呀  盈屍遍野又三年

文革十年「立」「立」亂呀  游水落嚟捱住先

今日香港繁榮得佢地呀  太平山下慶團圓

此處只有自由無民主呀  名牌靚衫呃通天

點知租約就嚟期滿  任得你兩邊點樣嚟點呀

我地都係喺埋一條船

對某些人來說,「黑鳥」樂隊的一段香港史話,並不是一些完全被遺忘的故事,但也不是可以完全被喚起。這段史話是主流大論述(grand narrative)不想深化,甚至不想提及的故事,因為有關這些故事的記憶往往被官方視為「有損社會和諧」。『對有權力的人來說,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ies)可達成意識形態上的目的;對沒有權力的人來說,收集對抗性的記憶可以是顛覆性的行為,也可以構成階級意識。』(Mageo, 2001: 3)此外;『意識形態之所以能夠成功地成為意識形態,是必須透過壓制知識的建構功能,也要收藏社會歷史和可以衍生觀念 及知識的系統邏輯的境遇。』(McCarthy, 1996: 7

「黑鳥」的香港史話未能成為完整的記憶,可視之為記憶的缺失(amnesia),而教科書沒有的、被忘記的、被藏起來的和被壓制的歷史,其實也就是香港的「殖民」歷史。

香港的歷史,也許可以這樣寫:

1925515日,上海發生工潮,工人領袖顧正紅被殺。學生530示威,被租界的英籍巡捕開鎗鎮壓,13人死,數十人重傷。廣州及香港各行業在618日開始罷工,以示抗議,是為歷時十六個月的省港大罷工。

1945年,國共內戰爆發,戰火逐漸南移,由於當時的港英政府認為國民黨佔優,因此主力打壓國民黨,對於共產黨在香港建立工會勢力,並沒有阻止;直到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英國政府恐怕共產黨勢力在香港坐大,以及影響到英國對香港的管治,所以自1949年之後,開始打壓香港的親共工會、社團及人士。

1950年代初,由於大陸局勢不穩,導致大量內地人湧到香港,當時港英政府恐怕共產黨借機會進行滲透,於是開始新的人口登記政策,發給入境者及本地居民「香港身分證」,目的以便追查可疑人士的資料,同時亦防止中共進行滲透。有關人口登記政策,在19517月截止,登記人口站出現大批人潮。殖民政府同時宣佈港督可以扣留政治犯14天,以後只能加7天,但可以無限次延長。

19501月,港英政府鎮壓電車工人罷工,發生了「羅素街事件」,工會被封,工會主席劉法及十多名職工被遞解出境。

19511121日,東頭村火災,1952430日,九龍仔又有木屋2000間燒毀。

1952年香港各界及內地市民踴躍捐輸賑濟東頭村大火災民熱潮持續,港英當局害怕「愛國」香港人團結起來,先後拘捕多名人士,當中包括工會人士、電影工作者及火災災民代表,然後強押出境。(司馬文森、李文興齊聞韶、馬國亮、劉瓊、陽華、白沉、沈寂、狄梵、舒適、蔣銳、愛國警務人員曾昭科等)

19523l日,廣東的「粵穗慰問團」來港慰問東頭村大火災民,港英政府不准該等人士入境;與此同時在尖沙咀火車站準備歡迎慰問團的香港工人遭港英阻撓,警察向人群開槍,一名工人(陳達源)披打死,多人受傷,百多人被捕,18人被判有罪,12人被遞解出境。事後一批紗廠工人及其他人士陸續被拘捕,然後遞解出境。緊接著事件發生後,殖民政府以「載有煽動性文字」罪名控告《大公報》督印人費彝民等人,並判《大公報》停刊六個月。

1952425日,英國便衣警察突然搜捕並驅逐港九樹膠業總工會副主席錢健強等十人,52日、5日、6日又接連將港英軍部醫院華員職工會主席袁香濤及15名工人和兩名學生遞解出境。

1956年,當時的徙置區,只有黃大仙、石硤尾和李鄭屋村三處,每年的十月十日,區內親台市民都會懸掛青天白日旗,後因徙置區職員以管理條例為由干涉掛旗,結果引起1010日,死傷二百餘人的九龍暴動,這可以說是1949年以來,國共在港勢力冷戰的結果。

1958510日,港英當局禁止香港新僑中學懸掛中國五星國旗和唱國歌。

19588月遞解香港培僑中學校長杜伯奎出境。

1958826日清晨,港英當局派遣大批武裝警察,強行封閉中華中學,武裝警察毆打該校教職員、學生和在場採訪的新華社香港分社、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的記者。

1960年代開始,從大陸偷渡來香港人士逐漸增多。

19621130日港府公布,前華籍總警司、警察學校副校長曾昭科,涉嫌間諜行為,經羅湖遞解出境。 

19663月,港府同意天星小輪加價的申請。45日,警方拘捕絕食抗議的23歲青年蘇守忠,引至連續三晚的騷亂,港督戴麟趾頒佈宵禁令,騷動導致一人死亡,26人受傷,1465人被捕。

1967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香港亦受到這場運動所波及。最初只是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港英拘捕「搞事」工人,令事件惡化,左派工會發動全港工人罷工,後來演變為不可收拾的大規模「反英抗暴」鬥爭。港英政府派出大批警察鎮壓,其中有浴血花園道、強攻華豐國貨及沙頭角中英武裝衝突等事件,當時晚間實施宵禁。防暴隊曾經殘酷地對待被捕的左派人士,在監獄中更有著無數濫權施暴的故事,暴動後期的「菠蘿陣」,假炸彈有8000多個,而真的竟然有1100多個。暴動持續九個月,有無辜的孩子被炸死,播音員林彬被燒死,執行職務的警員被殺死,有平民無故枉死,也有一些暴動的追隨者被打死。暴動造成51人死亡,832人受傷。

1967711日警方在灣仔拘捕採訪中的新華社記者。15日,著名演員石慧及傳奇夫婦被捕。19683 13日二人被遞解出境。到羅湖橋,中國拒收,後乘車回港,至上水時,二人再度被捕。

19688月,港大時委會組織「聲援捷克人民自由運動」大會,反對蘇聯入侵捷克。

19699月,珠海學院校方壓制學生言論自由,開除12名揭示珠海校政的學生,引起大專學生在珠海校門靜坐抗議,聲援被開除的學生。

197083日,13份學生刊物及團體組成「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聯會」。

1971,釣魚台主權再引起爭拗,留美中國學生發起「保釣運動」,香港學生隨即響應,示威行動多次受到警方武力鎮壓,造成流血事件,數十學生被打傷和多人被捕。

1973年,當時的貪污總警司葛柏棄保潛逃,返回英國老家。港英政府聲稱無法引渡,香港大專學生展開「反貪v、捉葛柏」運動,期間示威人士遭警方票控。77日,數千學生市民在維園聲援被票控人士,遭警方鎮壓。

1974年廉署成立。

197554日,英女皇訪港,在反殖政策口號下,港大學生會發表聲明,呼籲全港市民杯葛英女皇訪問的一切活動,多個專上學生團體響應。

19793月,歷史上首位殖民地港督麥理浩官式訪問中國,提出「香前途問題」。英國後來公佈國籍法,堵住了香港人退往英國的後路。香港瀰漫著前途問題的恐慌。

1981平安夜中環發生騷亂。

19824月發生球迷騷亂。

19841月,的士司機抗議政府大幅增加的士牌費,將的士泊在街道罷駛三天。113日晚上,約數千名不法之徒在彌敦道一帶搶掠商店和放火。

1989520日,北京戒嚴;21日,一百萬香港市民上街,聲援北京學生。64日,近百萬市民在維園靜坐抗議「六四血腥鎮壓」。

吊詭的是,無論是殖民時期的港英政府、現今的特區政府和中央都不希望以上的歷史事件留在香港人的記憶當中,也許更準確的說法是他們要香港市民忘記這些過去。因此,權力機關及他們的同謀竭盡所能控制記憶的資源。在我看來,這些記憶就是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這些歷史之所以被主流文化壓制,全因為內裡的社會運動,都標誌著捍衛公義、捍衛公民權益的抗爭,也標誌著與今天不一樣的「愛國心」。

港英政府意識地把一些歷史忘記,因為那些歷史會重現殖民統治的醜惡和暴力。我們今天的主流文化認為香港是一個自由的法治之都,卻忘記過去「反殖」運動中的抗爭。Mageo2001: 3, 5)指出:『雖然記憶把自己呈現為真實,但卻是從總體文化中某個特定群體和某個特定角度訴說出來。在這個意義上,「位置性」(positionality)關係到道德判定(moral justification)。回憶的「位置性」影響到權力運作,因為制訂政治和法律權的人,以至支持和抗拒權貴的人都會參照過去來作出各種判定。不同「立場」(positioning)會帶出不同「意義」(meaning),因為記憶能使一些從不同經驗和角度引申出來而又模糊的意義清鈰_來...。集體忘記的,都是一些在當下被認受的價值觀前引來尷尬的東西,某些過去了但仍然有著象徵指標的事情,都會意識地被忘記;而殖民主義通常都會創造一些需要忘記的過去。』如是者,文化記憶便不是純粹個人的東西,而是能夠影響社會價值的東西,因為「記憶」影響著「意義」,而「忘記」則可以保護既存的「意義」免於衝擊。政治選舉中,經常被用來讓公眾認清楚對手的真面目或「抹黑」對手的一種慣常手法就是「舊事重提」,也就是一種搜集「反記憶」或「它類」記憶的政治策略。

特區政府和北京力求香港人淡化或抹去抗爭運動的記憶,一方面是因為現時官方強調的是「和諧」、「穩定」和「發展」,而最大目標是要搞好經濟,促進全面都市化的城市發展,為消費主義服務,融爬b「全球化」的大熔爐之中。香港人有的是經濟身分;沒有,也沒必要一個文化身分。此外;過去大部份的抗爭都是一些「反殖」或「去殖」的社會運動,這些運動都意味著與建制對著幹,這是中共政權最不想見到的社會性行為,人民的力量可以有多大,中央最為清楚;因為他們捧為典範的開國領導都是靠人民的力量才奪得政權。

忘記為社會公義抗爭的歷史,也就是要那些在不公義之中受壓迫的人忘記爭取公義的可能性。

 

誰的城市

『香港沒有可訴說的前殖民歷史...。和香港有關聯而又使之成為今日香港的歷史,實際上就是殖民主義的歷史。現在的香港華人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和大陸人很不同,是相同族裔的兩種人。..1997 並不是一個簡單地脫離殖民統治的時刻,它還標誌著過渡到一種並無先例的管治形式。』(Abbas, 1997: 2

根據 Abbas 的說法作推論,香港的「去殖」運動並不會像其它殖民地般,建基於一種文化本源的再生(regeneration)、也不是重拾原住民(indigenous)文化的運動。那麼,香港在脫離殖民統治之後是否需要一個「去殖」運動?也許,香港的「去殖」和「一國兩制」一樣,並沒有先例可循。既然沒有可再生和可重拾的東西,但也不可以接受霸權統識(hegemony)強加下來的記憶和身分。建構成為一條出路 ── 也就是把「去殖」翻譯為一個文化建構的社會工程。如果我們承認一個「去殖」運動正在今天的香港進行中,「去殖」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定義香港和建構香港人在地文化身分的社會運動,也是一個強調本土意識的社會運動。文化身 分和文化記憶除了有著密切關係之外,也是一個政治上呈現張力的場域。既然「香港經已回歸祖國」,為什麼在殖民統治時期備受打壓的一些歷史不能重見天日?昔日被視為「它類」的記憶今天依然被視為「它類」、依然是需要忘記的歷史。這是否意味著 1997 前和 1997 後的香港根本沒有分別,只是換了兩面旗、換了個華人港督?也許,香港雖然回歸了中國,但香港只是中央眼中學壞了的野孩子,中央對香港的政策依然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

在地球上的殖民主義歷史中,香港可算是絕無僅有的一個異數;當殖民政府撤出香港,殖民主義在香港終結,但香港並沒有像其他脫離殖民主義的地區般成為政治獨立實體。英國移交主權,香港「回歸」祖國,小學生們還以為英語的「handover」解作「回歸」。回歸之後,我們的祖國並沒有「解放」香港;香港仍然可以被理解為「殖民地」,因為北京對香港的管治,其實跟殖民者沒有兩樣。事實上,在上世紀 80 年代鄧小平早已事先張楊這個事實,只不過字眼上避開用上「殖民」這個政治不正確的詞,改曰:「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為世界政經歷史寫下史無前例的一頁。其實跟據中國官方的說法,香港從來就不是「殖民地」;1972 年中國政府就曾要求聯合國在殖民地名冊上刪除香港和澳門兩個名字(參見:羅永生,2007: 45)。因此,回歸後的香港理所當然地不會是殖民地;但回歸前的香港,在中國官方眼中或口中也不是殖民地。其實「一國兩制」也算不上新東西,中國內地的城市和農村素來都實行「兩制」。在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中的「一國」,當然是指中國;「兩制」中的其中一「制」,也當然是北京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管治,另一「制」壓根兒就跟殖民管治沒有多大分別,因為五十年不變的,並不是名義上的「殖民地」,而是「殖民管治」依舊不變。其實 ,我們應如何理解「殖民管治」?中南海對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的管治到底又是如何模樣的管治?

在中央眼中,香港人其實也是「少數民族」,因為今天的香港人和內地人確實有著明顯的差異,也正如 Abbas 所說的『相同族裔的兩種人』(two peoples separated by a common ethnicity)。〈中英聯合聲明〉裡說的「五十年不變」,意味著回歸前港英政府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經濟秩序、社會價值和文化邏輯都繼續下去。明顯地,姑勿論中央如何理解「殖民」這個詞,「殖民」的意義從來就不可以簡單地被理解為只和主權有關的東西。毫無疑問的是 ──「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是建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因「不變」是回歸前最叫國際社會和香港人放心的方案。所以,既然是繼續的殖民主義,回歸以來 ── 甚至是打從中、英兩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開始 ── 北京就從來沒有談過「去殖」這個問題。而且,回歸前的香港已開始經歷著雙重的殖民主義,殖民者除了宗主國之外,還有「全球主義」(globalism,或全球化globalization),也就是「全球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經過美國的列根和英國的戴卓爾夫人力催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推動之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便以「全球化」的模式出現,除了剝削第三世界、刮取金錢、掠取天然資源、助長地球暖化之外,就是進行大規模的文化侵略。根據 Abbas1997: 2, 3)的理解:『在世界性規模來說,殖民主義本身是轉變的典範,它在帝國主義年代以一種方式出現,在全球主義之下,它又以另一種很不同而又似是而非的方式出現。...在定義上,帝國主義製造出殖民城市,而殖民城市則預示了「環球城市」(global city)。』環球城市也就是被全球化殖民的後現代城市。

Abbas 將香港形容為「過客的城市」(city of transient),他用上了「漂流」(floating)來比喻殖民地時期香港人的身分。他說(1997: 4):『大部分的人口都是由難民組成,無論他們停留多久;也只把香港視為一個臨時站。也許跟事實並不相乎,但這種暫留的心態很強烈。』事實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香港前途問題成為中、英兩國談判議題之後,是維持了十多年的移民潮;期間發生的「六四事件」更把香港人向外移民的數目推至高峰[4]。可是,隨著「97 回歸」,也隨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的成長,尋找避難所的暫留心態不再是主導思維,香港人變得需要一點「根」,需要在國族以外尋找一個更集體的文化認同、一個更明確的文化身分。唐英年於 2007 9 13 日在明報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第一句就說:「曾幾何時,香港的別名是文化沙漠。」這種說法當然是狹隘地將文化等同文藝領域裡的「高雅文化」或是法蘭克福學派所指的「kulturkritique」。Abbas 提出「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的概念,認為人們只看見「沙漠」,但那沙漠其實是一種「消失的文化」(culture of disappearance),而文化的「消失」並不是它不存在或不再存在,只不過是大家視而不見。『由董建華一手成立的文化委員會,在零三年發表的政策建議報告...的第二章煞有介事地討論香港的文化定位,報告一口咬定「香港是中國南方的城市。香港傳統文化承傳了濃厚的嶺南文化色彩。」報告在討論香港的文化定位的過程裡竟然絕口不提香港的本土文化。』(馬國明,2006Abbas 認為香港的在地文化,是一種原原本本但是還未被理論化的文化表現形式,我們並不是不能識別這種香港文化,而是把它誤認為其他東西。

Abbas 的論述使我想起《東坡禪喜集》裡的一個故事:

話說有一天蘇東坡和佛印禪師一起在禪堂打坐。打坐完畢,蘇東坡問佛印:「禪師,你看我打坐時像甚麼?」佛印端詳地說:「像一尊佛。」蘇東坡滿心歡喜。佛印反問蘇東坡:「你看我打坐時又像甚麼?」蘇東坡說:「像一坨糞。」蘇東坡以為成功捉弄了佛印,洋洋得意,逢人自誇一番。蘇小妹知道了事情,嘆了一口氣說:「佛家有言:心在地獄緣惡念。禪師心中是佛,看你就是佛。你看他是一坨糞,那你心中有的是什麼?」

把小販趕盡殺絕、不給大排檔續牌、昔日清拆雀仔街、近日暴力地清拆灣仔利東街、警員在警署內羞辱保育人士等等,可見特區政府並不單單是忘記了『香港殖民地歷史裡最低下的一群的掙扎求存而在香港的土壤裡、在各種高大的外來物的夾縫裡發展出富有香港地道色彩的事物』,也不單單是看不見『小商販長年累月在街上擺賣而形造了濃烈的地道色彩』(馬國明,2006);更甚的,就是特區政府心中的「一坨糞」,使官員們誤認「明歷歷、露堂堂」的本土文化為不足取的 東西。強調發展、經濟、消費和娛樂是香港現時的文化邏輯,也是霸權統識的意識形態。對他們來說,GDP 和恆生指數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除此之外,其餘一切由市民活出來的地道文化,如果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把一切有利資本家以外的東西看成「一坨糞」。

回歸以來,不少公共空間都在特區政府的支持下被資本家壟斷為他們的發財項目。在保衛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運動中,我們明白到一些人只看到碼頭阻礙發展、只看到皇后碼頭是殖民地總督「登陸」香港的地方,把保衛碼頭曲解成眷戀著昔日的殖民統治。他們不但刻意忘記香港人過去在碼頭進行過的「反殖」運動和爭取社會公義的歷史,還千方百計、玩著 修辭上的把戲,封鎖香港市民的記憶資源。『相對於特定環境中佔優勢統治地位的歷史觀來說,文化批評的回憶是一種邊緣歷史意識,一種有別於統治記憶的反記憶。文化批評的求變意向和批判價值觀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這樣的問題現存的主流文化秩序為誰的利益服務它以何種手段規範和限制人們的社會價值選擇和行為誰希望,誰不希望維持這一文化秩序如何從不平等權力 、特權和利益的等級架構去考察其中的控制和反抗關係』(徐賁,2004

在「發展大哂」的今日香港,傲慢的官員和其他掌權力的人非但沒有花費丁點力兒去捍衛本土文化,還要大肆踐踏和破壞、還要壟斷本土歷史,充當歷史的獨家發言人。對管治階層來說,香港並不需要任何過去,所以過去的東西最好可以忘記;原因為何?當然是為了易於管治、為了維護不正義的政策。保衛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運動是本土歷史中重要的一頁,這一頁記載著香港人捍衛公眾記憶的抗爭,也是香港市民選擇用何種方式面對過去的抗爭,更是「記憶」和「忘記」的抗爭。

「本土行動」成員朱凱迪在 2007 729 日皇后碼頭公開論壇有以下的發言︰

『我H係價值,係政府好唔識講H價值。...首先碼頭會被拆,...整個愛丁堡廣場將會消失、天星碼頭會消失、郵政局都會消失、停車場會消失。我想講一個故事,係講呢地方H消失係代表乜嫌H消失、乜歷史H消失,係邊一段歷史H消失。..6644號,有一個男人叫蘇守忠,陣時天星碼頭要加價,杜葉錫恩儲四萬個簽名都郁唔到政府;跟住有一個叫蘇守忠H人好勇敢咁出抗議絕食...。呢個人見證住香港公民社會H開始,見證住香港市民第一次行出對政府H做法說「不」...。跟住1970年,陣時英文係唯一H法定語言,中文係地底泥;一班H大學生走出皇后碼頭對開H愛丁堡廣場,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1977年保衛釣魚台運動,除係保衛釣魚台之外,亦都係因為當時暴動之後有公安惡法出現,令到香港市民H集會自由被大大擠壓,所以一班年青人、大學生出示威。邊度呀?又係呢個位,皇后碼頭。...學校裡面冇人教我呢一段H歷史。...呢段係乜歷史?就係香港市民企出,勇敢地對一唔妥H事情說「不」H歷史...。如果我下一代唔知道呢一段H歷史,會發生乜事?就係佢唔識得去面對一個擠壓佢裮H政府,佢會以為做順民就係好開心好happy。我提一提大家,大家而家有法定勞工假期,大肚婆有有薪產假,都係呢一段H歷史俾大家H...「為下一代守衛此地」H意思係乜呢?個意思就係我要為香港重新寫一個歷史、要寫一個唔係由小漁村變金融中心咁簡單H歷史;我要講一個香港人其實係會企起爭取我裮H自由、人權、民主H歷史...。香港政府要消滅我累積40H公民抗命H歷史,俾番個大商場我,俾個解放軍碼頭我...,呢係我想要咩!我一定要企番呢度講我H故事,我唔可以一條公路上面講我頭先講H故事,我唔可以商場裡面講我頭先講H故事,我一定要企番皇后碼頭、企番愛丁堡廣場,企番天星碼頭講香港人爭取人權H故事。』

今天的世界,已走到一個失語的年代,當彼此說著同一語詞之時,意思其實可以很不同。官方所認可的香港「歷史」除了只是片面的「歷史」之外,他們所說的「民主」,其實是「人民的統治者」(ruler of people),只是我們一廂情願地以為是「由人民來統治」(people rule)的意思!本來以為已開始了的「去殖」運動,原來還未開始;因為我們還面對著殖民壓迫,社會運動仍然停留在「反殖」的階段。

 

- - - - - - - - - - - - - - - - - - - -

 

【註 釋】

1.     『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此時正是我們中國用德先生的意思廢了君主第八年的開始,所以我要寫出本志得罪社會的原由,佈告天下。一九一九年一月一五日』(《新青年》六卷一號,19191月)   《新青年》是陳獨秀1915年在上海創辦的雜誌,也是新文化運動期間的重要物,「德先生」和「賽先生」是指當時引入中國的兩個概念:「Democracy」和「Science」。

2.      Keywords》本是Raymond Williams的《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1958)內的附錄,後來因為出版商要求刪減內容而被抽離出來,經過差不多20年的增補,成為了1976年出版的《Keywords》,1983年的第二版又再增了21個詞。

3.     「黑鳥」是郭達年組成的樂隊,《南音:香港史話》收錄在樂隊自資出版的第一張專集《東方紅/給九七代》(1984)內。在1984-85年間,黑鳥和莫昭如的「民眾劇場」經常到社區開演唱會。每次他們都會帶一些錄音帶和書到現場。演唱會完畢,郭達年會說:『場內有一些書和盒帶發售,有興趣者可以自行選購,金錢上負擔不來的,可隨便索取。』盒帶內還有八個字,曰:『版權公開,歡迎翻版。』(邱禮濤,1997: 49

4.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統計,移民海外的人數由1980年的二萬二千多人按年增加至1992年的六萬六千多人。

 

 


 

1.   Lydia Liu(劉禾), 1995: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2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P 

2.   詹明信(Jameson, Fredric),1989:《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 台北: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   雷蒙.威廉斯(Williams, Raymond: 2005 [1976, 1983]):《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劉建基譯。 北京:新華書店

4.   羅永生,2007:《殖民無間道》。 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張家偉,2000:《香港六七暴動內情》。 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有限公司

6.   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1982:《學運春秋》。 香港:遠東評論社。

7.   Foucault, Michel, (1985): The Use of Pressure, Volume 2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 Hurley, Rober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8.   傅柯(Foucault, Michel: 2005 [1983, 2001]):《傅柯說真話》(Fearless Speech),鄭義愷譯。 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9.   Freire, Paulo (2007 [1970, 1993, 1968]):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Trans. Myra, New York, London: Continuum.

10.   Mageo, Jeannette Marie (2001): Cultural Memory: Reconfiguring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the Postcolonial Pacifi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

11  Abbas, Ackbar (1997):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2  McCarthy, E. Doyle (1996): Knowledge As Culture: 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New York: Foutledge

13.   邱禮濤(1997):《大搖大擺》。 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14.   徐賁(2004):《文化批評的記憶和遺忘》。 學書型社會領航者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4572

15.   馬國明(10.12.2006):《告別陳腔濫調》。 「我們的未來」系列「文化、政治、香港的未來 ~ 研討會」,嶺南大學主辦

16.   維基百科

17.  You Tube.

 

 

主    頁

關於邱禮濤

電影年表

著    作

最新消息

最新文字

留下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