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迫者的劇場」：香港 Hong Kong As Theatre of Op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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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個大劇場，大劇場盛載著多個以國家或地區形式展現存在的子劇場。子劇場有大有小，各自演著自家的戲；有著演出的小劇場在大劇場裡成為角色，而角色有大有小，有主角有配角，還有著所謂「咖哩啡」的陪襯角色。

世界是現代劇場的具體呈現，傳統劇場台上台下的分界線並不存在，觀眾和演員同時置身在一個面面相對的空間裡。隨著時間的線性前進，參與者時而演戲，成為「演出者」（Actor）；時而觀演，成為「觀賞者」（Spectator）；時而又演又觀，成為劇場裡的「觀演者」（Spect-Actor）。

「觀演者」是曾經被獨裁軍事執政團（Junta）^（註一）逮捕拘禁，後來流亡海外14年的巴西文化基進運動份子（radical cultural activist）和戲劇家Augusto Boal（1931-）發明的一個詞。Boal在流亡期間發表了極具政治宣言色彩的著作《被壓迫者劇場》（1974）^（註二）。在書裡，他抨擊影響了西方傳統二千多年的亞里士多德鉅著《詩學》（《Poetics》，原意是創造的科學）為「壓迫的詩學」（Poetics of Oppression），又批評《詩學》所說有關希臘悲劇的「移情」（empathy）和「淨化」（catharsis）作用是為統治者和貴族服務的管 / 統治工具。雖然《詩學》裡還有不少美學的元素，但Boal特別關注亞里士多德悲劇功能系統裡的抑制作用，還視之為《詩學》『最基本的面向』，『因為亞里士多德說，悲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引發淨化』（Boal，〈中文版序〉，《被壓迫者劇場》，賴淑雅譯，2000，p34）；而『針對人類行為提出的糾正，就是亞里士多德所稱的「淨化」』（Boal，1974，同上，p36），而「移情」就是指『觀眾 ―― 感覺彷彿是自己在舞台上演戲 ―― 為角色人物的愉悅而高興，也為角色人物的不幸災難感到痛苦，推到極致，便是左右他的思考』（同上，pp54-55）。因為對傳統劇場的不滿，Boal發展出與之抗衡的「被壓迫者劇場」理論和劇場系統。雖說的是劇場，背後的理念是對民主政制的素求、對人權的尊重和對權力關係的審視。即使誘發「被壓迫者劇場」出現的成因是對傳統劇場的不滿，其實是一個改革者對社會不滿的回應。「觀演者」這個詞出現在「被壓迫者劇場」系統裡的「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指同時擁有表演和觀賞機會的參與者。

香港本來只是世界大劇場裡的小角色，扮演著英國在亞洲最後一個殖民地和一個拼搏型經濟城市，但自從1979年3月，歷史上首位殖民地港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1917-2000）官式訪問中國，提出「香港前途問題」（參見：李後，《回歸的歷史》，1997，p67）^（註三）之後，香港的角色起了很大變化。

『1982年5月、6月之間，英國與阿根廷因為爭奪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lands）的主權爆發了一場大戰，英國派遣特遣艦隊，開赴南大西洋，打敗企圖收復福克蘭群島的阿根廷軍隊。英國在福克蘭群島戰役的勝利，令到以戴卓爾夫人為首的英國政府，對維護海外殖民地的利益，信心大增。戴卓爾夫人認為，鄧小平為首的中國領導層，正在推行改革開放，需要利用香港作為對海外發展的窗口，極為希望香港能夠保持現狀，因此對於英國延續對香港的殖民地統治，充滿信心。』（〈香港前途談判〉，RTHK，2006.09.22）

可是，同年9月，戴卓爾夫人乘著福克蘭群島戰役勝利的威望，率領英國政府高層代表團到訪北京時，與中方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上碰了一鼻子灰，因為第三度復出的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明確表示中國將於1997年收回香港的強硬立場。

在這之前，香港一方面自力更生地演著「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角色，另方面只是觀看著大劇場裡其他角色的演出，所扮演的是「觀賞者」多於「演出者」。然而，隨著香港前途問題為中、英兩國揭開了近二十年爭拗的序幕開始，香港成為大劇場裡被關注的一個「演出者」，而被關注的程度在回歸後更見顯著；但是這個「演出者」其實是個「被壓迫者」，並沒有多大的自主權；回歸前的演繹，其實是中、英兩國政治角力的場域和工具，過程當中，雖然「劇情」是和自身有著密切關係的前途問題，但努力地把自己變成「觀演者」的香港人，大部分時間都只是被壓迫的「觀賞者」，只能在《基本法》的起草和諮詢過程中「弱勢參演」。

經過兩年談判，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於1984年12月19日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簡稱〈中英聯合聲明〉），當中載明中國將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會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五十年不變』（「基本法」網頁）；『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中英聯合聲明〉第3.2條）。

1997年7月1日凌晨零時零分，五星紅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徐徐升起，標誌著英國在香港156年的殖民統治正式終結，香港回歸中國，開始了歷史新的一頁。隨著這一頁的揭開，〈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中的「高度自治」並沒有真正地在這個特別行政區落實，但中南海並未有明目張膽地打壓異己和抵制民眾抗爭運動；一方面有著臨時立法會廢法、北京人大釋法、廿三條立法等事件，另一方面又不斷申明和重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八個字，又不時強調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皆因回歸後的香港已成為世界大劇場中被「凝視」（gaze）的「演出者」。面對著龐大的「觀賞群」，香港這個劇場上演的必須是「觀賞者」所認同的一台好戲。可是，「觀賞者」所認同的「一台好戲」又是什麼模樣？是否如1999年特首施政報告中所說，把香港打造成21世紀的國際大都會？是否就是把香港建設成紐約或倫敦在亞洲的「A貨」^（註四）？無論如何，怕窮的香港人最關心的還是經濟。這正好正中特區政府和中央下懷，使和經濟息息相關的營商環境成為「一台好戲」的指標。『回歸以後，香港一方面要“歸附祖國”，另一方面又要“擁抱國際”。為了把回歸帶來的政治恐慌減至最低，很多本來因為政治原因而所作出的變革都被包裝成經濟手段，從而將香港的徹底改變解釋成跟隨國際商業原則。．．．主導著香港的後殖民社會政治生態是所謂“國際標準”而不是本土建構及情緒。』（彭麗君，〈城市觀光：香港旅遊業的視覺論述〉）以「一台戲」而言，其成功與否很在乎「觀賞者」的評價，「演出者」的喜惡僅是次要。對特區政府來說，「國際化」除了可以掩飾某些政治取向之外，也可以是迎合「觀賞者」的代名詞，「國際標準」就是「觀賞者」的標準，這正好呈現特區政府和中國政權對香港作為「演出者」的自覺性，而演出的劇目是《回歸後的香港更加好》。

香港是一個奉行資本主義的劇場，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在港英年代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在回歸後將保持五十年不變，這是〈中英聯合聲明〉的協議；但當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之時，資本主義正經歷著由「福特主義」（Fordism）過渡至David Harvey（1990）稱為「靈活的累積朝代」（Flexible Regime of Accumulation）的「改朝換代」（Regime Change）。事先聲明不變，但其實世界在變 ―― 是經濟，也是政治，兩者都是人民的「壓迫者」。

資本主義以增長作為目標（growth oriented），但無論是古典經濟學派（Classical Economic School）和新古典經濟學派（Neo-Classical Economic School）提出的「無形之手」（Invisible Hand）或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的「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都不能對持續增長提出保證。

福特主義的全盛期是1945年至1973年，期內，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持續增長了二十多年（參見：Alan Aldridge，2003，p39）。在以常規化和強化勞動力來促進生產的福特主義年代（1910年代中至1970年代初），大量生產標準化產品的企業都有很高的產能，而高產能必須依賴巨額資金的投放、大量的勞工、龐大的消費力和凱因斯政策（Keynesian Policy）^（^註五） 等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的配合才能成就大業；但這些龐然大物的配套和生產過分集中化卻構成福特主義的「缺乏彈性」（rigidity），因而不能在境況逆轉和經濟失衡時靈活地去面對和解決過度累積帶來的問題。Harvey在其著作《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Cultural Change》（1990）指出：在1965至1973年間，福特主義和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在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矛盾 ―― 如勞資衝突和進口貨帶來的商業競爭 ―― 的時候，因「缺乏彈性」而失效的缺點陸續浮現。1973年中東石油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震蕩了整個世界的資本主義系統，更導致1975年紐約市（New York City）技術上的破產；與此同時，市場競爭日益劇烈使企業產能過剩的問題暴露出來，其惡果是比比皆是的閒置工廠和設備（參見：Harvey，1990，pp141-142、145）。

「福特主義」踏下臺板，走出「虎度門」^（註六）的是以「範圍經濟」（Economies of Scope）取代「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的「靈活累積」（Flexible Accumulation）^（註七）。「靈活累積」是因為面對和解決「福特主義」的失效而茁長，『其特徵包括：全新的生產板塊（Sectors of Production）、新的財政服務和新市場的出現，而最重要的是大大加強了商業、工藝和編制上的創新速率』（Harvey，1990，p147）。「靈活累積」還意味著相對高程度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技藝的快速毀滅和重建、適度的加薪和工會權力的下降。勞動力市場在面對高競爭和邊際利潤收窄的不穩定市場情況下，迫使愈來愈多人從固定就業轉移至兼職、暫時工和轉包契約的工作（參見：Harvey，1990，pp147-150）。這些轉變都改變人的生活，也助長了社會上財富的傾斜配置，導致貧富懸殊差異日趨嚴重。

誘發歐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於1968-72年期間因罷工浪潮而曝光的勞資利益衝突。Aldridge認為（2003，p45）『福特主義有可能做成工人之間值得讚揚的團結，但團結是為了抵抗福特主義，而不是認同它。』Andre Gorz更指出（1999，p4）^（註八）：『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1970年代興起的經濟自由主義）可以耀武楊威，是因為工人階級抗拒福特主義的霸權和福利國家的官僚政治所造成。』經過多年發展，工人的團結和社會契約已付予工人階級根深蒂固的權力，足以抗衡資本家的控制，資本家因而失去控制勞動力資源的能力，此外；已從戰後復甦過來的西歐國家和日本，由於內需市場飽和而把產品出口至發達國家(參見：Harvey，1990，pp141-142)。面對著日益劇烈的國際競爭，企業為了降低成本而『被迫進入一個理性化、重新調整和設法加強控制勞動力的時期』(Harvey，1990，p145)，從而導致資本主義發達地區從成本不斷上漲的勞動密集型工業轉化至資本密集型及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去集中化」（de-centralization）發展。企業減少核心僱員，把生產線分拆，遷移至勞工社會契約沒有強制執行或根本不存在的第三世界（包括東南亞和開放後的中國），這也就是Harvey稱為「世界工業生產的地區性重新執位」（locational re-shuffle of the world’s industrial production（Harvey，1990，p165）），也是Lipietz（1986）所稱的「周邊福特主義」（peripheral Fordism）。這個向廉價勞動力市場遷移的發展造就了未發達地區 ―― 尤其是奉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 ―― 製造業和經濟的發展。1970年代香港的紡織業和電子製造業正是這個發展下的受惠者（台灣、南韓和星加坡的經濟也因此而受惠（參見：Harvey：1990，165））。

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改朝換代」，主要是在1973年因中東石油危機而惡化的經濟急劇衰退之後 ―― 1970和1980年代經濟重建、社會和政治重新調整的困難時期（參見：Harvey，1990，p145）才積極發展。在這段時期，香港經歷了1973-74年間股市暴跌逾九成^（註九）的慘痛教訓之後，是長達二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1980年代初，香港更成為亞洲經濟奇蹟的「亞洲四小龍」之一。從經濟層面看，這個時期的香港在「大劇場」裡是一個讓「觀賞者」羨慕的「演出者」，而這個「演出者」的經濟起飛，一方面是因為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改革開放國策所帶動，另方面是乘著歐美的已發展地區轉型至「靈活累積」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機遇。Harvey（1990，p159）指出，在「靈活累積」下，『透過分散地域的流動性，與及對勞動力市場、工作過程和消費市場的靈活反應，伴隨著大量強勁的制度化、成果和技術的創新，資本主義變得更緊密地組織起來。』如是者，在中國改革開放和西方已發展地區資本主義的「改朝換代」兩個面向之間，香港正好因為充當中介角色而得著經濟利益。

雖然同是披著資本主義的戲服，香港所演繹的資本主義比西方先進資本主義社會慢了差不多十年。說到底，主導著資本主義的是以英、美為首的歐美經濟發達國家。正當凱因斯政策在西方出現問題，在地政府在意識形態上改行隨著「靈活累積」年代而生的「自由化」（deregulation）、「不干預」（non-intervention）和「財政保守主義」（fiscal conservatism）政策之時（參見：Harvey，1990，p168），香港則以凱因斯政策來解決1973年中東石油危機和股災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 地鐵工程動工、發展「衛星城市」^（註十）、十年建屋計劃和居者有其屋計劃等，都是香港政府在當時積極介入市場的政策。1979年，當時的財政司夏鼎基（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1925-1999）提出被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12-2006）高度評價和到處稱頌的「積極不干預主義」（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雖然學者對於港英政府以及後來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之前或往後的政策是否奉行「積極不干預主義」有不同論述，但夏鼎基當時的提倡，跟資本主義「改朝換代」的發展有著接軌的關係。

多年以來，英國在香港實施自由港政策，本來目的是要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因此香港奉行簡單的低稅制、無外匯管制，政府亦無意插手商業營運，因而造就了佛利民稱讚不絕的「自由經濟」體系^{（註十一）}。1950年代之前，香港經濟建基於轉口港貿易。在1950年代初，韓戰和冷戰爆發之後，1979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之前，香港的經濟主要是從屬於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體系。韓戰期間，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抑制了香港的轉口港貿易，企業遂轉向製造業發展，奉行福特主義。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期，香港廠商在多年的發展中，累積了類似美國1960-1970代初企業面對在地生產成本不斷上漲的問題，不少廠商遂藉著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近水樓臺機遇，從1980年代初開始，將工廠北移至擁有龐大勞動力資源和低工資的內地，發展了以香港為中心的「周邊福特主義」，也引證了香港在資本主義系統裡，「效法」和「跟隨」的從屬關係。

然而，表面風光的經濟高速增長並不是一帆風順 ―― 隨著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到訪北京，「香港前途問題」成為中、英兩國正式議題之後，英國提出「以主權換治權」的建議，不少表示支持的香港政治和商界精英曾北上遊說，但徒勞無功（參見：《維基百科》）。1982年9月22日，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表明中國收回香港的強硬立場，被視為經濟寒暑表的香港股市隨之大跌；在兩個多月間，恆生指數由高位下跌逾百分之六十。直至1984年9月26日〈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之前，香港樓價和港元滙價持續下滑，更於1983年9月出現港元危機 ―― 港元兌美元由1982年約6港元兌1美元跌至9.6港元兌1美元的歷史低點。為挽救危機，香港政府於同年10月15日公布港元和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制度。1984年3月28日，作為英資首席財團的怡和集團（Jardine, Matheson Group）宣佈遷冊百慕達，政經人士視之為英國資金撤走的先兆及英資對中國收回香港投以不信任的一票（參見：《維基百科》）。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之後是《基本法》的起草和諮詢，在1989年「六四事件」引發香港人對中共政權的恐懼之後十個月（1990年4月4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頒布《基本法》。本來似是可以暫時冷卻的政治議題，在1992年，因為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1944-）為加快民主步伐而提出的政改方案，導致中英爭拗，中方決定「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等事情發生的情況下，香前途問題又再成為各方爭議的重要切身議題。

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的劇場可作如是觀：正當資本主義經歷著由「福特主義」過渡至「靈活累積」的時候，香港大部分時間都被前途問題困擾著。身處在一個現代劇場之內，香港市民除了是承受著政治壓迫的「被壓迫者」，觀賞著中、英兩國政治角力的「演出」之外，也努力地介入前途問題的談判，把自己由本來是陪襯的「演出者」或沉默的「觀賞者」，轉化成不容忽視的「觀演者」。然而，「演出行為」卻因人而異。

『1982年5月，新任香港總督尤德（Edward Youde,1924-1986）上任，在就任儀式之中，香港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代表，向尤德反映，希望英國政府關注香港前途問題，並且期望達致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所謂「令人滿意的結果」，好明顯是要求英政府能夠爭取延續英國對香港的統治。事實上，當時不少香港人對回歸中國感到非常困惑及憂慮，而香港人這種心態，正好成為英國政府及中國政府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重要籌碼。』（〈香港前途談判〉，RTHK，2006.09.22）

當時香港市民 ―― 尤其是中產階級 ―― 對於回歸的反應和態度，從1980年代開始的移民潮中可見一斑（見附表一）。移民潮最為白熱化的時期是「六四事件」之後。為了挽救因「六四事件」引發的前途信心危機，香港政府以穩定民心為理由，推出價值千多億港元的「玫瑰園計劃」。初時，中方視計劃為英國殖民統治撤走前的「抽水」把戲而反對，但在香港市民人心虛怯的情況下，中方作出讓步，「玫瑰園計劃」才得以落實；但是「建設香港」並沒有讓港人對未來重拾信心，社會上仍充斥著英國對港人有道義責任的聲音。1990年，英國推出居英權方案，讓部份香港人到英國居留。一時間，居英權和外國護照被不少港人視為面對「九七回歸」的護身符。『從社會政策來看，移民是香港的損失，因為這群離港人士，是受過高深教育及有資產及有學識之士』（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福利資訊網）。有能力選擇離開的人，固然是因為對回歸後的香港能否維持相對於當時來說的「現狀」缺乏信心，留下來的則是因為各種原因而走不了或不願走，但對中共政權的恐慌使社會瀰漫著惶惶不可終日的不景氣。

（來源：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福利資訊網 http://www.swik.org.hk）

年份	移民人數
1980	22,400
1981	18,300
1982	20,300
1983	19,800
1984	22,400
1985	22,300
1986	19,000
1987	30,000
1988	45,800
1989	42,000
1990	62,000
1991	60,000
1992	66,000
1993	53,000
1994	62,000

何秀煌在其著作《哲學智慧的尋求》中所談論有關台灣在踏進1980年代的境況，可以借鏡為香港社會在1980年代面對前途問題時的一點論述：『．．．由於我們的社會在民主政治的實際推行方面比較落後，成績亦遠不如理想。我們以往一般人的參政和論政大多走在一條崎嶇不平和間接迂迴的道路上。於是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長久以來不可避免地積壓了許多問題，也凍結了許多情緒；而今，一旦要開始認真從事參政和論政的時候，我們就猛然發覺在我們通往民主的道路途中，呈現著絕大的缺口和一些沒有架上橋樑的鴻溝。．．．如何引發大家 ―― 特別是知識分子之間 ―― 開誠真摯的討論，．．．努力喚起民眾，思量自己的問題，思量社會的問題和思量國家的問題。』（何秀煌，1981，p41）事實上，香港的民主政治是在香港前途問題成為中、英兩國正式議題之後才起步。之前，『普羅大眾對管治的參與，只局限於知名人士獲委任進身立法機關及政府網絡如諮詢局和委員會』（葉劉淑儀， 2006 ) 。 1980年代初，港英政府以「改善地方行政」為名，開始推動香港地方政制改革，籌劃成立區議會，增加香港華人參政、議政的機會。首屆區議會選舉在1982年舉行；1985年，24名立法局議員由間接選舉產生；到1991年，18名立法局議員由九個地方選區以一人一票選舉產生，『據《1995至1996年立法局年報》所載，「1995年10月就職的立法局，是本港有史以來首個全面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是香港政制發展的里程碑。」』（參見：李志輝，〈立法會歷史 ―― “首”之花絮〉，2003.1.13）可是，這個因彭定康「政改方案」而產生的全民直選立法機關得不到中方承認，所有民選議員均不能搭上「直通車」過渡「九七回歸」，『全國人民大會轄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於1996年3 月24日決定成立臨時立法會』（同上）。

英國作為殖民統治者，長久以來都是被殖民者的「壓迫者」，偏偏在主權交接前的十多年過渡期推行民主政制，其動機使人生疑，有說其目的是要『擴大香港土生土長的華人精英階層對殖民地體制的支持』（〈香港前途談判〉，RTHK，2006.09.22）。無可否認，對英國來說，既然失去一個殖民地，也務必要使香港的政制成為靠攏西方價值觀的政治體制。也許英國並非出於一顆善心，但遲來了的民主政制是香港人應得的。

面對著「九七問題」的香港人 ―― 特別是知識分子 ―― 當然清楚香港前途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也知道香港之所以成為英國殖民地是因為鴉片戰爭而簽下的三條不平等條約。1982年9月戴卓爾夫人訪華前，『英方早已放出風聲，強調「三個條約有效」，亦即係1842年中國割讓香港島的南京條約，1861年中國割讓九龍半島南端的北京條約，都明確指出英國擁有永久統治香港島同九龍半島南端的主權，中國無權收回，中英兩國需要談判的是1897年英國向中國租借的新界租約於1997年期滿之後的安排』（〈香港前途談判〉，RTHK，2006.09.22）。英方厚顏無恥地要以三條不平等條約作為談判基礎，這是中國人不能接受的，但對殖民統治下生活習性的眷戀和對中共政權的不認同及恐懼，使香港人陷於兩難的困局 ―― 香港回歸，似是天經地義；不想回歸，又彷彿是理所當然。這是「香港人」和「中國人」身分的掙扎。國家是什麼？有這樣的問題是因為國家意識薄弱、是因為經過殖民主義的洗滌、還是因為我們天生下來就是野孩子？

『過去十多年，由於前途問題困惑，港人思維往往受短期政治憂慮所限，只著眼於如何維護現制、保障既有的生活方式。可是，如此一來，對於外在轉變，卻因循於守勢，而缺乏進取回應的視野與策略．．．。』（張炳良，2001.3.14）

面對著資本主義的「改朝換代」，香港確是未有進取回應的視野和策略。縱然對香港前途存著憂慮，還有著一些擁有機靈發財智慧和高效率的香港人，很懂得把握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所付予的經濟自由來累積和鞏固財富。香港人素來都有著善於變通的求生本能，但前途問題的困擾強化了「未來不可知」的思維，使香港人變得短視、缺乏前瞻，常以急忙的策略來解決當前問題；又只著緊眼前富貴，投機炒風和賭徒心態成為正視未來和對未來不安的麻藥。也因為對未來的懷疑，使眼前財富變得實在。在「六四事件」之後，「九七回歸」之前，大部分香港人都演繹著一種後現代的末日情懷。所以，「靈活」的求存反應和行為都只是一些沒有深思熟慮的「即興演出」，並沒有對整個形勢作長遠和深入的審視。

因為朝著「靈活累積」的轉向，不少西方已發展地區由於製造業的遷離，遂透過別具野心的城市重建來「再創造」自身，形成已發展城市為形像和地位而爭相在重建和發展項目中鬥宏偉、鬥繁華。但香港回歸前的繁榮景像和充滿野心的城市重建計劃，並不完全是對「靈活累積」的回應，而是因為政治因素所造成。房遠華（1990.11.21）認為『1984年中英角力一役，英人敗退後，他們便積極地面對「九七」，要在香港回歸中國的十三年過渡期內，將香港建設成為貼有「大英帝國製造」標籤的「國際模範城市」。英人於1997年將此「模範城市」歸還中國時，大概可以洗脫鴉片戰爭的罪咎感，而且光榮完成撤退任務，可以名留世界史冊了。』在英方而言，建設香港和把繁榮昌盛的香港交回中國可以是歷史使命，但也可以是一盤大生意，而事實上，「玫瑰園計劃」批出的工程顧問合約中，有七成是由英資公司奪得（參見：立法會陳偉業議員網頁）。『英方聲稱，沒有英國人的管治，香港不會再有經濟繁榮。』（〈香港前途談判〉，RTHK，2006.09.22）在中方而言，經濟的繁榮和穩定，必然有助順利過渡和主權交接。回歸前股票市場和樓市的亢奮興旺純是炒風造成，還是「有心人」托市造就回歸喜慶氣氛，至今仍是個謎。然而，這些針對政治議題而做成的表面繁榮，使香港人更疏忽和更不在意外在的轉變，對因為經濟轉型而暗藏在社會的危機和矛盾視若無睹。

回歸之後，亞洲金融風暴刮到來，香港因為經濟基礎己變得脆弱而不堪一擊，結果是1999至2004年連續六年的通縮和資產價格大幅貶值；也就是在這個困難時期才後知後覺地發現原來隨著「靈活累積」而生的「知識型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經已到來。

Aldridge稱（2003，p39）：『資本主義要求生產和消費互相調較至匹配，但匹配不會自動地發生；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對立的是：並沒有長遠趨勢指向均衡。資本主義反而受循環危機中誕生的消費和生產新匹配所支配。』

大劇場在變 ―― 當資本主義的劇場在變，「演出者」和「觀賞者」也在變。「靈活累積」成功地成為後現代新紀元（postmodern epoch）的經濟系統，為商人和企業帶來利潤，是因應時勢、是因應福特主義的失效和全球化帶來的有利條件，也是因應顧客（customer）和消費者（consumer）的新需求，這正是消費和生產在福特主義陷入失衡危機時誕生的新匹配。

福特主義追求「規模經濟」，意指大量生產標準化的產品。「靈活累積」追求「範圍經濟」，意指便宜地製造小量、多樣化、創新的商品（參考：Harvey，1990，p155）。「範圍經濟」取代「規模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系統的主流，除了是其靈活的特性之外，也因為息息相關的新消費模式，而消費模式的構成必須依賴消費者的參與和介入。

後現代性紀元是多變和快變的年代，人的品味和需求都變得很快，『後現代美學頌揚差別、短暫事物、獨特奇觀、時尚潮流，和文化形式的商品化』（Harvey，1990，p156）。這正好匹配著「範圍經濟」的發展，也標誌著「知識」成為經濟系統裡的重要資源和主要推動力，也是『創造價值的核心』（〈香港經濟新策略〉， 2006），從而產生了「知識型經濟」。

「靈活累積」誘發企業把資產、生產、業務和市場分拆或擴展至海外，使『配合著強大即時數據分析能力的資訊存取和控制，成為企業集中協調遙遠利益所不可缺的東西。較之於福特主義時期，企業的生存，變得更依賴對匯率、潮流和品味的轉變，與及對市場競爭對手動向的即時反應能力。資訊被受重視，造就了大量專門化的商業服務、提供市場趨勢和有助企業作出決定的最新最快資訊的顧問服務公司的興旺』（Harvey，1990，p159） ―― 準確和最新的資訊成為高價商品。此外，為了應付市場上品味和需求的快速轉變與及靈活的生產系統，使應用和取得最新科技、最新產品、最新科學發明等，都意味著市場競爭上的優勢（參考：Harvey，1990，p159）；如是者，『知識本身 ―― 在具競爭性基礎上嚴密地組織起來的情況下 ―― 成為一種可生產和可出售的價高者得關鍵商品』（Harvey，1990，p159）。為了盈利和使盈利得以增長，生產和消費的周轉期（turnover time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必須減至最短。為達至此目的，創新管理技巧和創新科技成為不可或缺的東西，知識的投放成為生產和管理過程中重要一環。這引證了Peter Drucker在其著作《Age of Discontinuity》（1968）對「知識型經濟」的看法：『知識冒升為新資本和經濟體系的重要資源；加上知識型人士的出現，他們將成為機構主管、新權力中心和領導小組。』^{（註十二）}

匹配著後現代性紀元消費市場的是「知識型經濟」。然而，在回歸前的過渡期，無論香港政府或香港市民，都被政治和前途問題轉移了視線，未有在意到香港的資本主義並沒有跟上大潮流的發展，也沒有意識到佛利民所說的『科技的改變加速影響著經濟活動、商業、企業和跨國界社會組織』（同上）。在「靈活累積」的「知識型經濟」之下，科技已不單止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正如馬國明（2004，p37）^{（註十三）}所說：「無論如何科技已不是人類智慧的伸延，而是資本不斷累積的手段而已。」

1997年7月，香港剛上演過政治上的改朝換代，正式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董建華成為首位行政長官。三個月後，金融風暴席捲亞洲，港元被狙擊，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由數釐升至數十釐，當中隔夜利率更於1997年10月23日高見300釐，恆生指數由1997年8月創下的當時歷史新高16,820點，下跌至翌年8月的6700點（參見：《維基百科》）。當時，『隨著低增值的製造業為求利用中國內地低廉的土地和勞動力而大量北移，香港經濟已大大萎縮為區域服務供應者。故此，當區域需求隨著亞洲金融危機而驟減，香港便陷入嚴重的經濟不景氣中，失業率之高前所未有』（〈香港經濟新策略〉， 2006）。香港經濟體系的嚴重弱點就在當時的經濟不景氣中暴露出來 ―― 沒有緊隨資本主義「改朝換代」的發展和趨勢，沒有以科技和創新作為經濟增長的源頭。

在金融風暴之後，香港是「亞洲四小龍」之中經濟復甦得最慢的地區，相比之下，香港的問題是政府一直以來都沒有針對經濟發展的長遠政策。其餘的「三小龍」之所以沒有在經濟衰退的時候顯得一籌莫展，是因為它們有著「比人強」和在國際市場上具競爭條件的工業。Henry S. Rowen在其著作《Making It: The Rise of Asia in High Tech》（2006）中指出：『南韓經已成為網絡上遊戲的領導者；台灣和南韓是世界上重要的電腦晶片製造者；新加坡是製造硬碟機的領導者．．．。有關地區的成功發展並非偶然，其成果有賴於當地政府一直以來採取直接或間接的政策措施。』^{（註十四）} 『以台灣為例，自七十年代開始政府將半導體工業介定為策略性工業。「政府資助研製科技，並鼓勵已移居美國並於美國電子公司擔任要職的台灣工程師返台，協助這個仍然非常落後的發展中地區建設高科技工業。」』（〈香港經濟新策略〉，2006）反觀香港：在港英時期，政府在經濟政策上奉行「自由主義」，也就是支持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制、不介入或管制市場的政策；夏鼎基發明的「積極不干預主義」，也被佛利民視為對「自由主義」的支持。正因為此，除了一些諮詢經年的大型基建之外，富前瞻性和策略性的長遠政策一直欠奉。雖然「自由主義」在香港通常是針對經濟政策而言，但久而久之，已變成政府施政的意識形態。在回歸過渡期的中、英政治角力當中，殖民政府忙著拉攏香港市民成為英方支持者的同時，經常強調「自由主義」，其實是一種因應政治爭拗時勢而擺出的姿態，目的在於針對和突顯中共政權下的「不自由」；再者，即使香港在回歸後的「演出」是「一台好戲」，英方都難以成為既得利益者。相反，假若香港在回歸後的「演出」是「一台爛戲」，起碼能片面地引證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管治是香港過去繁榮的最大原因。

回歸之後，面對著經濟急劇衰退的特區政府顯得一籌莫展，頭崩額裂，久未能找到重新令經濟增長的源頭，除了是因為好大喜功、好高騖遠，反應遲緩、抱殘守缺、死顧面子、不肯認錯、堅拒受諫、志大才疏的不濟事特區領導人之外，香港經濟也的確是缺乏支撐的支柱，而且多年來，因為淹沒在政治壓迫當中而看不到經濟正醞釀著結構性失衡和出現泡沫。當經濟受到衝擊之後，特首董建華在任內連續數年的施政報告中多次提到「經濟轉型」和「知識型經濟」，強調香港要發展「高增值」、「高科技」、「高生產效率」的產業與及發展「創意工業」和「創新科技」，又提出一大堆「科技園」、「工業園」、「中藥港」、「數碼港」、「生物港」、「硅港」和要使香港成為「時裝中心」、「紅酒中心」等遲來了的「救港大計」，但在立法會演說和三、兩個答問會之後，不少大計都淪為空洞的名詞。能夠以高效率成事的是一「園」和一「港」。一「園」是特區政府佔57%股權的合營旅遊項目「狄士尼樂園」（參見：〈香港經濟新策略〉，2006），一「港」則是蒙上「官商勾結」污點和淪為私人發展商的住宅地產項目「數碼港」 ―― 針對「知識型經濟」的項目不是成為瞎話，就是以出租為主的工商地產項目。

於2001年5月7日正式開始運作的香港科技園公司是特區政府設立的法定機構，由三個本來受特區政府資助的機構合併而成，包括香港工業科技中心公司、臨時香港科學園有限公司和香港工業邨公司。根據官方資料所示，其目的是要帶領香港在重點科技領域方面發展成為亞洲創新科技中心（參見：香港科技園網址）；但觀其職能及表現，卻是一間物業發展和管理公司多過是一間發展創新科技的機構。行政開支不非的香港科技園公司轄下有三個工業園，分別位於大埔、將軍澳和元朗。這三個工業園其實就是原來的工業邨經過再包裝和掛上新名號的工業區，跟以往沒有大差別。諷刺的是，除了有關部門、機構和有關官員之外，沒有幾多人以「工業園」稱之，就連公路上由政府負責的路標都仍然寫著「工業邨」 ―― 可見政府內部在政策和施政上的溝通和協調是何等不足。香港科技園公司轄下還管理著位於九龍塘的創新中心^{（註十五）} 和位於新界白石角吐露港的香港科學園。前者其實是一幢在建築設計上較為有高科技感覺的商廈，後者則是在建築設計上趨向宏偉和後現代的工商業建築群。科學園內有著集成電路設計中心和光電子技術發展支援中心等設施，但這些設施並不是獨一無二，坊間也有商業機構提供同樣支援服務。正如數碼港的數碼媒體中心，也是一間提供數碼媒體製作設施的製作服務公司。這些中心的營運，可以以「做生意」來形容。尷尬的是，這些中心成立的原意是希望給予從事和科技有關行業的中小企業提供較便宜的服務和支援，但假若價格太便宜，便會形成政府在商業上跟私營公司競爭。香港科技園公司轄下的物業，以提供完整配套作招來，再以比市價低廉的成本價格把物業出租給符合入園條件或出租條件的企業和公司。所以簡單來說，所謂發展創新科技、所謂發展「知識型經濟」等等政策，到頭來也只是官員們和商家們常掛在嘴邊的改善投資和營商環境。香港科技園公司的最大效能就是降低營商成本的提供，而營商成本正是營商環境好壞的重要指標。雖然不能就此斷言這些政策對促進香港經濟的整體發展完全起不了作用，但「深度和濶度不足」卻明顯是政策上的最大失缺。此外，『國際貿易一直以來被視為香港的命脈。由於貿易蓬勃，香港政府制定經濟政策時，往往將工業支援放在貿易政策和談判之後的次要位置。．．．於2000年7月為推動本港科技發展而成立的創新科技署，在2003至04年度投資4億1,160萬港元於應用研究發展及相關活動上，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0.03%。相比下，新加坡的研究發展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0.2%增至2002年的2.2%。』（〈香港經濟新策略〉，2006）由此可見，一些所謂加強力度的政策其實都是有心無力。在另方面，由於財赤，特區政府持續地削減各大學在科研方面的撥款，這都和加強力度的說法背道而馳。

特區政府在促進發展「知識型經濟」時舉步維艱，也許是因為在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期間的移民潮引至人材外流、也許是因為人材不會向一個沒有認受性和民望低落的行政長官俯首稱臣、也許是因為怠慢的官僚制度窒礙了計劃的實施和進度、也許是因為特區政府過分保守的理財政策．．．。真正原因有待研究；可是，從特區政府施政上，官員、行政會議成員和特首之間在政策和施政上互相矛盾的發言和講話，以至特區政府多次的施政失誤，一一都顯示出政府內部行政混亂的情況。

『香港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是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制度。』（《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二號報告書》，第3章，第25節）董建華也經常強調「行政主導」。陳弘毅在文章《行政主導概念的由來》（明報，2004.4.23-26）指出：

『《基本法》起草者的原意，大概是建構一個強勢的、有權威和效率的、具有高度管治能力的行政機關（包括行政長官），但《基本法》所採用的政制設計未能保證這個目標的實現。反之，特區成立以來，香港不但未能建立一個強勢的政府，而且在去年「七一」以後，政府的弱勢可說是病入膏肓。

『關於「行政主導」能否心想事成，劉兆佳教授曾經有精闢的論述（見《香港21世紀藍圖》，2000年版）。他指出︰「要使行政主導政體成為事實，行政長官．．．和他的政府須要得到一個強而有力的管治者同盟的可靠與穩定的支持」（p13），這個同盟須有「廣泛社會基礎」（p32）。他更提到，要實現行政主導，特首「需要具非凡的政治能力」（p27），他「不能獨斷獨行、自以為是或剛愎自用。他必須主動與各方面聯繫與協商．．．以求凝聚一股跨階層和跨界別的政治力量作為他的政府的堅實基礎。」（p 15）「只有在行政長官能夠有效駕馭立法會、在社會上有廣泛支持基礎和民望崇高的情况下，行政主導政體才有實現的可能。」（p 9）』

明顯地，董建華的行政主導政體無法實現，也沒有施政的能力，無論在政治、經濟和民生方面都幫不上忙，還往往把問題惡化。上任之初，董建華推出大堆最後不是淪為假大空的口號，就是帶來嚴重惡果的改革政策 ―― 如暴力地干預和扭曲地產市場的「八萬五」房屋政策、如分化學校、激化社會內部矛盾的教育政策、又如開支嚴重失控的醫療政策 ―― 再加上「十年內要七成市民置業」和「要在十年內讓六成青年接受專上教育」等口號式目標，可見其「有形之手」正把香港推向計劃經濟。但當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繼續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的時候，董建華說：『自由經濟是香港成功的基本動力。它帶動了巿場的開放及競爭力，引領香港克服無數挑戰，使香港能從亞洲金融風暴中恢復過來，維持競爭力及保持經濟增長。』（香港特區政府新聞公報，2000.11.1）傳統基金會是美國一個保守的智囊機構，屬於傳統右派勢力，他們會按國家當時的需要，就不同的議題去發聲，甚至會做極具影響力的研究，例如自由經濟指數，作為國家甚至世界的指標。董建華作上述發言時，香港正處於通縮期，他或許以為傳統基金會對香港的評價是他施政上仍然奉行自由經濟的明證，但卻看不到他們是從外資的角度出發，所指的「自由」非常針對包括已變得跟賭場沒有多大分別的股票、商品期貨和外匯等市場在內的金融市場，並沒有太大考慮到香港社會內部因政府施政而對民生帶來的影響。董建華雖專制，但卻因為必須的政治理由而經常強調香港在回歸之後仍然自由。言行不一之外，要命的是他並沒有與時並進的思維。他的概念、他的著眼點和他的「凱因斯政策」，都是因循舊有經濟和舊有社會結構，對新時代 ―― 新經濟、創新科技和創意工業都沒有深入瞭解，跟區內的競爭者（尤其是台灣、新加坡和南韓）在思維上落後甚遠。『日本和亞洲其他新興經濟體系（以台灣和南韓為最主）因採取精細的干預性工業政策而令經濟高速起飛』（〈香港經濟新策略〉，2006）。由此可見，同是干預，其方法和效果可以截然不同，而干預可以是「精細」的，也可以是像董建華在房屋、教育和醫療政策上的暴力和粗枝大葉，更可以是像董建華在面對新經濟時，看似干預，其實不知道如何干預般空洞。試看他在任內發表的多份施政報告，當中有關追上、迎接和融合新經濟的政策中，花了大量篇幅在撥款數字和成立多個專責小組之上，並沒有具體執行的藍圖。面對「知識型經濟」，特首顯得極其缺乏這方面的知識。

回歸以來，『香港的經濟領袖仍然堅持「由商家作出商業決定」，將政府的角色局限於維持一個有利營商、以法治為本和以市場為主導的制度。』（〈香港經濟新策略〉，2006）在某個層面之上看，這是理所當然的 ―― 特區政府的無能和弱勢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在眼見政府插手的事情都是愈弄愈糟糕的情況下，「不幫忙就是大幫忙」成為各界對政府施政的態度，而且，香港人從來就是自力更生的「被壓迫者」。

殖民主義是「壓迫者」的政治，香港這個劇場裡的「演出者」、「觀賞者」和「觀演者」其實都是「被壓迫者」。

在殖民地時期，英國人不斷灌輸一種以歐洲白人為中心的價值觀，也就是承襲亞里士多德《詩學》傳統的價值觀。關於古希臘城邦，Boal在他的著作《被壓迫者劇場》（1974）裡這樣說：『在一座城邦中的人，．．．並不是每個都能「一律同等地」得到滿足。．．．假如人們無法得到相同的滿足，至少必須確定所有人都還能在這個不平等標準之下維持一樣消極態度。怎麼樣才能做到如此呢？透過各種形式的抑制，包括：政治、官僚系統、習慣、風俗 ―― 以及希臘悲劇。』（pp33-34）『Boal認為，亞里斯多德的悲劇觀隱含了他為貴族意識形態服務的思想，也就是形成所謂「悲劇壓制系統」。．．．「悲劇」便是藉著「移情作用」、「淨化作用」來洗滌人的悲劇性弱點，提醒人反社會體制的後果，從而使人順從社會總體價值（陳建忠，2001）』。

經過二千多年的發展，「亞里士多德詩學」已從一個劇場系統轉化成一個不平等的權力和價值觀取向，而且滲透在人的生活中，成為根深蒂固的傳統，也成為殖民者的管治哲學。

從1997年7月1日開始，香港成為中國主權的部分，不再是英國殖民地，這是一個政治現實。殖民主義在香港終結，香港並沒有像其他脫離殖民主義的地區般成為一個政治獨立實體，整個過程在殖民主義歷史裡可說是絕無僅有。香港回歸祖國，但我們的祖國並沒有「解放」香港，舊宗主國只是把主權交給新的宗主國，香港仍然是「殖民地」。透過監控特區政府的施政和特首的小圈子選舉，北京對香港的管治其實跟殖民者沒有兩樣（參考：馬國明，2004 ，pp8-10）^{（註十六）}。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早已事先張楊這個事實，只不過字眼上避開用上「殖民」這個詞，而說成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一國」，當然是指中國；「兩制」中的其中一「制」，也當然是北京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管治，而另一「制」其實跟殖民管治沒有兩樣，「五十年不變」的，是香港的資本主義，也是「殖民」式的管治，而且「殖民管治」一向在中國存在^{（註十七）}，如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等。在中國共產黨眼中，香港人其實也是「少數民族」，『香港只是中國的紅燈區』（參考：馬國明，2004，pp114-120）^（^註十八）。

長期生活在殖民管治之下的香港人，一直默許著「亞里士多德詩學」的傳統，潛藏著一種甘心「被殖民」的被征服習性，在被壓迫之時，並不自覺是「被壓迫者」。除了政治上的「被殖民」，香港在經濟上也「被殖民」―― 當資本主義「改朝換代」之時，香港雖然反應得遲，未能主動地回應，但卻被動地成為經濟層面上的殖民地。「殖民者」包括輕易取得霸權地位的「消費主義」，幕後黑手是在「靈活累積」經濟中茁長的資本家。「消費主義」是「靈活累積」催生出來的副產品、也是社會大大改變的原因。

「小莫小於水滴，漸成大海汪洋；細莫細於沙粒，匯成大地四方。」這是1960-1970年代恒生銀行的廣告歌，歌後還有句旁白：「勤儉就是美德，儲蓄可以致富。」在那些年頭，儲蓄是好習慣，養成這個好習慣可以使明天變得更美好。但是，儲蓄致富在「靈活累積」的年代已經是不合時宜的觀念，後現代性世代提倡的新觀念是投資和消費，而在催谷投資和消費的同時，各相關的機構都積極鼓勵借貸。『對大部分人而言，工作已不是主要生趣，我們已被宣稱生活在，或起碼是快速邁向一個以消費為基礎的社會。』（Aldridge，2003，p29）『一個消費者社會是信用卡，而不是存款簿的社會』（Bauman，1998，p31）^{（註十九）} 今天，『經濟學告訴我們，人人無求，經濟便大衰退。資本主義不是建基於人品高的主體，而是充滿慾望的機器』（馬國明，2004，p83）^{（註二十）}。的確，資本主義已造成人性的扭曲，人已變成「充滿慾望的機器」，從前來自「需求」（need）的消費動機，已變成來至慾望（desire）。後現代性年代『是一個使命感縱使不致蕩然無存，但已被嚴重磨損的年代。政治上，列根和戴卓爾標榜的是百無禁忌的資本主義，賺錢是最光榮的事，其他都是迂腐落伍』（馬國明，2004，p36）^{（註二十一）}。工作變得純粹是為了賺錢，而賺錢的最大目的，就是滿足慾望，也就是消費。『我們不再為了將來而犧性現在，取而代之的是把將來「按揭」給現在』（Aldridge，2003，p33）。在回歸前以至回歸後的香港經濟發展，雖然落後於資本主義的「改朝換代」，但香港人卻被大形勢先改變。這種改變可以來得輕易和不動聲色，都是因為香港人根深蒂固的「被殖民」習性。

有人說回歸後的香港變得政治化，但其實回歸後的香港變得更商業化。面對經濟衰退，大家想的都是金錢的問題，刺激經濟增長就是金錢的把戲。『香港的資本家，在港英時代是統治者的副手，現在（註：指回歸後）則是大股東。』（馬國明，2004，p36）^{（註二十二）} 既然資本家是大股東，政府也就要「買他們的怕」，把營商環境放在至高無上的首要考慮。刺激消費，最大的得益者是幾乎已壟斷多個行業和市場的大資本家。1998年年底，李嘉誠曾公開表示，『香港的政治環境令他及旗下集團不願在香港作太多的投資，並公開因此而放棄100億元的投資。有關的言論，令行政長管董建華立即公開表示十分重視李嘉誠的言論，而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亦親自致電李嘉誠了解事情』（tvb.com，2000.8.24）。特區政府對事件的反應，可反映資本家如何被特區政府重視，小市民的死活是次要，資本家的投資才是最重要。

資本家為了利之所在，在資訊發達的有利條件下，用盡千方百計來刺激消費，透過各式各樣的媒體和廣告，操控（manipulate）和激化消費者的慾望，所有手段背後的理念是亞里士多德「詩學傳統」的變奏 ―― 「移情」在於慾望的催生、激化和操控，而「淨化」則在消費過程中產生。此外，作為消費重要場所的商場成為消費者社會的重要構成元素，新市鎮的發展必然包含商場的建造。在回歸前後，消費主義催生多個大型商場如馬鞍山廣場、奧海城、東薈城、又一城、朗豪坊和apm等等的出現和迅速發展。商場彷彿也成為旅遊區，除了外地遊客外，本地市民也變成商場的主要遊客。

特區政府歇盡所能地推動、鼓勵、促進和輔導消費主義；說是刺激經濟，也是為資本家謀「福利」。前人說「讀書救國」，今人說「消費救港」，在2003年「沙士」肆虐期間，消費成為了「公民責任」，一如列根和戴卓爾倡導的新自由主義，公民權益就是消費者的權益。

『香港的經濟轉型是由環球力量推動所致，並非基於政府刻意採取的前瞻性經濟政策』（〈香港經濟新策略〉，2006），但特區政府縱然束手無策，也希望香港可以順利轉型，而香港的自我轉型，是香港市民自我求存和求生的成果。

所謂順利轉型，可以是股票市場的再興旺、可以是資產的升值、可以是GDP的增長、可以是適度的通漲．．．也可以從其他經濟數據中反映。可是，在漂亮的數據背後，埋沒不了的是：社會和人性的扭曲、人在消費主義中對物質追求的沉淪、兩極化的貧富問題、身分的迷失．．．。我們是否要讓香港的總體價值變成資本家的總體價值？是否要讓香港的總體價值觀傾斜成為以資本家為中心的價值觀？

在「壓迫者」穩操權力、上下其手的「劇場」裡，不少人仍然是「被壓迫者」，我們的社會仍暗藏著危機，而且隨時一觸即發。

Boal說：『To be a citizen does not mean merely to live in society, but to transform it. If I transform the clay into a statue, I become a sculptor; if I transform the stones into a house, I become an architect; if I transform our society into something better for us all, I become a citizen.』（2004）

註二：原著為西班牙文，書名《Teatro de Oprimido》，英譯本為《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註三：轉引自：葉劉淑儀，〈香港：過渡中社會民主發展的個案研究〉，2006.9.17。

註五：凱因斯主張以政府政策積極介入來保障經濟增長和穩定。

註六：「虎度門」，粵劇老倌首先亮相的地方，老倌一出此門，即渾然忘我，融入所演角色中。

註七：Alan Aldridge 在其文章〈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2003）裡稱之為“Flexible Specialization”。